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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教師有工會、教育不倒退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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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全國教師會「工會法修正案」說帖】
教師有工會、教育不倒退
現行工會法第四條禁止『教師組織工會』之規定，已施行超過六十年，此種侵害教師勞動基本權及違反世界勞工組織（ILO）公約之落伍立法，已成為台灣勞動人權的負面指標。事實上，「恢復」教師組織工會之權利，具有以下之「正當性」及「必要性」：
一、落實憲法保障人民勞動基本權之意旨
我國憲法雖未針對勞動權予以明文規定，惟學者多主張憲法第十五條之規定：「人民之生存權、工作權、財產權應予保障」，係勞動三權之法源依據。而學校教師無法自行決定工作時間、收費價格（不同於律師、醫師等專門職業人員）亦須接受管理者考核，並有職業災害之威脅，違反相關法規時更有被解聘之可能，與一般職業受雇者幾無差異，「勞動者」之屬性十分明確，工會法本就不應將教師排除在外。或有論者指出：已有「教師會」，何須「教師工會」？此種主張顯然將「結社權」與「團結權」混為一談，前者為私有制度理論下契約自由之延伸，而後者係對契約自由原則之修正，體認團結為維持勞動者生存之方法。且一般結社權之基礎在於自由權，採取低度規範；但團結權之主要目的，係藉集體力量維持或提高勞動條件，必須在法律中予以高度規範及免責，方能有效運作，此種區隔正是我國分別訂定「工會法」及「人民團體法」之法理根據，各有其適用範疇，不應有「兩者只能擇一」的錯誤思維。
二、強化學校教育品質守門員之功能
我國學校（特別是中小學）的決策權力結構中，向來缺乏集體性、制度性的民主監督機制，而在過去十年教師會的積極參與下，不僅發揮監督學校依法行政的功效，更在降低生師比、捍衛教育經費及維護教師專業自主等教育政策上，產生積極影響，對學校教育品質之把關深具正面意義。惟基於『教師法』相關規定，並不將「教師會」定位為「教師工會」，有關勞動三權之規範幾乎呈現空白狀態，導致教師會的組織發展逐漸陷入瓶頸，運作嚴重受限，與行政機關之協商衝突亦時有所聞，實非關心教育品質之社會大眾所樂見。故賦予教師組織工會權利，完整規範勞動三權之行使，適足以強化教師組織扮演學校教育品質守門員之角色。
三、符合保障教師權益及建立核心勞動基準之國際趨勢
聯合國教科文組織（UNESCO）早在1966年即通過「關於教師地位之建議書」，其內容廣泛為先進國家採納，其中有關教師勞動權之條文明定：「教師之薪俸及工作條件，應經由教師組織與雇主協商後始得決定」（第82條）、教師經由教師組織與雇主協商之權利，應藉由立法或自治制度予以確保（第83條）、教師與雇主間如有契約引致之爭議，且解決爭議之程序已用盡或協商破裂，教師組織有權採取公開及保障合法權益之手段（第84條）。同時，國際勞工組織（ILO）於1998年起，將「結社自由及組織權保障公約」（第八十七號）及「組織權及集體協商權原則應用公約」（第九十八號），列為核心勞動基準，明確保障勞工團結權與集體協商權，每年均透過大會報告及監督，要求會員國批准認可，至2006年底，在180個會員國中，已分別有147國（第八十七號）及156國（第九十八號）之政府正式批准認可。加上國際勞工組織早已通過之「保護公共部門受雇者團結權與雇用條件決定程序公約」（第151號），公共部門學校教師擁有勞動三權，無疑已是普世價值及國際社會趨勢（行政院勞委會九十五年十月版本之工會法第四條修正案之說明，亦持同一觀點）。
四 建構教育夥伴關係的合理機制
觀察先進國家推動政府改革之經驗可以發現：公共部門勞資關係的法制化、協商化，不僅得以強化公共組織內部效率，更可以建立良性夥伴關係，有利於公共組織進行再造工程。此種經驗對試圖解決教育改革未竟全功後遺症的台灣而言，特別具有啟示作用。尤其，為因應少子化趨勢及教育經費短絀困境，若要提昇我國人力資源的競爭力，行政機關在未來教育政策規劃與執行之過程，勢必要爭取教師群體的協力合作，方能事半功倍。而將組織工會權利還給教師，使教育部門勞資關係正常化，合理保障教師對工作條件之決定權，重建教師對政府決策之信任，正是形成新教育夥伴關係的重要一大步。
誠然，部份團體或社會人士對「教師組織工會」抱持反對態度，並以教師工會實施「罷教」會損害學生權益為主要訴求。事實上，此一論點不僅曲解英美等先進國家教師工會之發展經驗，更對以下事實難以自圓其說：英美等先進國家素來重視學童人權，如果教師工會對學生權益有害無益，為何其教師工會依然蓬勃發展，其協商權或爭議權也未被立法部門剝奪呢？其實國外研究早已指出：立法禁止或重罰並不能減少罷工，設計一套合理解決教育部門勞資爭議之制度，才能減少衝突發生之機率。
所以，綜觀我國教師擁有勞動三權之「正當性」與「必要性」，修正「工會法第四條」，恢復教師組織工會之權利，絕對是推動台灣教育良性發展的里程碑！正所謂『教師有工會、教育不倒退』，本會至盼各界共同努力，早日完成此一歷史性的修法任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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